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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铁像寺水街露天茶馆。(选自《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供图)摄于成都南府街,1989年。 陈锦 摄摄于大邑唐场,二00三年。陈锦摄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一缕茶香,百年不散。
3月18日晚,“鹤鸣茶社100周年庆典晚会”在成都人民公园举行。舞台剧《穿越到鹤鸣》、名家讲坛《六社争锋》、民歌新编《盖碗茶》、乐队演出《烟火鹤鸣》……精彩的节目浓缩了百年历程,展现了历史变迁中的茶事与人情。这家地处闹市的老茶馆,既是成都市民“慢生活”的缩影,也承载了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在《巴蜀文化志》一书中说,中国各地均有茶馆,但四川的茶馆却大有不同,“茶馆文化是巴蜀民俗文化中十分重要而有特色的部分。”“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一市居民半茶客”……这些经典民谚告诉我们,在成都、在四川,茶馆不只是喝茶的场所,更是一个特别的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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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川愈深
茶馆也愈来愈多
今年1月12日,国家档案局公布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由成都市档案馆选送的“成都老茶馆档案文献”位列其中。成都市档案馆档案保管处处长米亮介绍,这批档案文献共有7000多件,形成于1903年—1961年,内容包括茶馆与城市、茶馆经营与管理、茶馆与日常文化、茶馆与公共生活等各个方面。
“成都老茶馆档案文献内容丰富,全面介绍了当时成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真实记录了成都茶馆文化形成的全过程,是研究20世纪初至60年代成都城市社会生活的珍贵历史资料。”米亮说。
能够从小小茶馆“管中窥豹”,自然与成都、四川茶馆数量众多、特色鲜明相关。西晋傅咸《司隶教》记载“闻南方有蜀妪作茶粥卖之”,这位“蜀妪”或许是四川茶馆业主的鼻祖。成都也有很长的茶馆历史,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便称成都有“茶房食肆”,人们喝茶时,有歌伎演唱“茶词”。据清末《成都通览》一书统计,当时成都城中有茶馆454家,而全城街巷只有516条,几乎每条街巷均有茶馆。
在民国时期寓川文人墨客笔下,对茶馆之盛同样多有描述。“一路入蜀,在广元开始看见了茶馆……后来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几乎每条街都有两三家茶馆,楼里的人总是满满的。”著名作家、藏书家黄裳说,当时春熙路、玉带桥的大茶楼,都可以坐上几百人,光茶壶就有几十把。
著名杂文家何满子也注意到,1949年前的成都,街上每走几步,“就能看到矮桌子小竹椅间茶客在悠闲啜茗的街头风景线。”更让他觉得有趣的是,每一茶馆不远处,都有一间公厕,供茶客喝胀了方便之用,真可称之曰“流水作业”。
时至今日,尽管历经历史风云变幻和社会文化变迁,茶馆却始终是四川各地街头一道热闹的风景线。“当代茶馆则不胜其数。”袁庭栋感叹道:大街小巷有茶馆,公园名胜有茶馆,各单位俱乐部与文化中心有茶馆,影院剧场休息室有茶馆,公路两旁有简易茶馆,乡间瓜棚豆架之侧有农家茶馆,餐厅火锅厅附设茶馆……
久盛不衰的四川茶馆,甚至引起了一些学者和艺术家的注意。著名成都籍历史学家王笛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以成都“街头文化”作为论文选题,后来在研究过程中陆续发现成都茶馆的新资料,决定将其作为下一个研究课题。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他还对不同类型的茶馆进行了直接考察,从气派非凡、多层的、可容纳上千人的茶楼,到简陋得只有几张桌的街角茶铺,与茶馆中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了交流。
针对20世纪成都茶馆开展研究,王笛目前已出版两部学术专著、一本文学和历史学结合的大众读物,今年还将有一本茶馆考察笔记面世。
著名摄影家陈锦,多年前回都江堰老家,曾经跟随幺外公喝过一次早茶。“幺外公向来少言寡语,常常会静静地、心如止水般,在茶铺里坐上一整天,有时甚至连饭都忘记回家吃。”这让陈锦对茶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就开始考察、拍摄四川茶馆,目前已推出《茶铺》《川人茶事》等画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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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喝茶
还追求公共生活的氛围
说到典型的四川茶馆,很多人会想到成都市双流区彭镇的观音阁老茶馆:老式川西瓦房,斑驳破旧的墙壁,坑坑洼洼的泥土地面……阳光从屋顶照射下来,洒在水泥垒的老虎灶、老旧的铝制烧水壶和裹满包浆的桌椅上,一股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时间似乎在观音阁老茶馆停下脚步,让它成为不少摄影爱好者的灵感源泉。
位于成都市中心的鹤鸣茶社,也给不少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成都人民公园原有6家茶社,后来有的挪了地方,有的重建了楼宇,唯有鹤鸣茶社几经沧桑,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成为老成都茶馆文化的见证者。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点一杯香茗,斜靠在竹椅上,或逗鸟、或赏花、或采耳,感受最成都的“巴适”生活。
尽管地段、规模各异,四川各地的茶馆却总在相似之中,又有各自的一些特色。以茶馆中的陈设为例,著名作家李劼人注意到,多是矮矮的桌子,矮矮的竹椅,或者“总多半是竹椅变化出来,矮而有靠背,可以半躺半坐的座具”。
陈锦在对四川茶馆几十年的拍摄中总结道,成都茶馆用的是小方桌和有扶手有靠背的竹椅子,茶客坐着无需起身,便可以端起茶碗送至嘴边;眉山、乐山一带,竹椅无扶手且矮,久坐之后需伸伸腰腹,踢踢腿,否则有困倦之感;成都往东靠近低山浅丘的地方,桌椅与重庆的高桌条凳相仿,沿着大江大河边的茶馆还设有躺椅。“桌椅的材质跟地理环境有关系,式样跟文化传承和生活习性有关系,而人们的坐姿不仅体现了如上的‘关系’,还传达出他们内心深处对于生活的态度以及人生的价值取向。”
至于与喝茶直接相关的茶具,四川茶馆通常用三件套的茶碗、茶盖和茶船,由此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盖碗茶”。“三件套的盖碗茶茶具,应当是最佳的茶具。”袁庭栋对此解释道,茶船在下,稳托碗底,便于端放,免于烫手,又不致将茶水流于桌面或溢滴衣衫;茶碗容积适中,上大下小,冲泡时便于茶叶翻卷;茶盖盖而不严,既可保温避尘和透气,又能搅动茶水,调匀茶味,喝茶时还能阻挡浮叶入口。
四川茶馆还非常注重文化氛围的渲染和营造,营造的方法与形式显露出明显的俗文化色彩。何满子曾在成都支矶石街一家小茶馆看见一副对联:“哥子莫忙,且呵锅烟去;弟娃有空,请喝盏茶来。”用四川话读出,别有一番情趣。
这正是四川茶馆在数量多的同时,独具的大众化、平民化情趣。王笛说,国内许多地方的茶馆,或者并不以卖茶为主要生意,或者更多服务于富商和士绅;而在成都茶馆,“人们去那里不仅是喝茶,也追求济济一堂、熙熙攘攘的那种公共生活之氛围,这或许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大众与精英文人的不同品味和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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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的茶馆
折射多彩的大千世界
黄裳发现,与京沪等地茶馆“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以茶馆为消闲遣日的所在”不同,民国时期的四川茶馆挤进了各色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
人多了,摆龙门阵就成了一大乐事。“坐在茶铺里,一边喝茶将嗓子润着,一边天南海北地吹着,激烈时伴以手舞足蹈,其乐也融融。”在陈锦看来,茶馆里的龙门阵增长了见识,传达了信息,交流了情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
当然,喝茶和“冲壳子”,并非四川茶馆仅有的功能。“从成都老茶馆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出成都老茶馆数量多、茶客人数多、茶馆功能多的特点。它是百姓进行交流活动的重要社交场所,洽谈生意、买卖房屋、行业会议、信息交流等都可以在茶馆里进行。”米亮说。
用王笛的话来讲,“在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每条街都有茶馆,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茶馆成为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真实写照。因此茶馆实际上是个微观世界,折射出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变化多端。”
袁庭栋表示,四川茶馆是休息场所、社交场所、娱乐场所、部分人的谋生场所,甚至可以成为无家可归者的临时栖身地。在这里,人们可以会朋友、谈生意、听新闻、探行情、谋职业、调解纠纷、拜师收徒。过去民间调解各种民事纠纷都在茶馆中进行,故而曾长期把请人调解纠纷称之为“讲茶”。过去的茶馆还是各种行业公会的会所、同乡会等的据点,其中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何满子还写道,成都茶馆曾经是“六腊大战”的战场。所谓“六腊大战”,指的是民国时期以成都为中心的中小学教师求聘争夺战,寒暑假时,校方和待聘教师集会于茶馆,在茶桌上议定致聘,茶馆成了竞争激烈的人才自由市场。
四川茶馆“身兼多职”的特点,一直延续至今。陈锦以前常去的成都新开街“兰园茶社”,因地处花鸟集市,汇聚了不少生意人,他们在此与买主周旋。“卖花鸟和买花鸟的,可以泡上一碗茶,在喝茶和休闲的过程中顺便把买卖做了。”他的镜头下,还有在茶馆中交易农具、竹器、粮食、字画等各类物品的大小商贩,“正是茶铺特有的人性氛围使生意少了一些商战中的硝烟与残酷,多了一点儿世故人情味。”
吃“书茶”,即一边喝茶一边欣赏民间艺人的说唱表演,也是不少四川茶馆的特色活动之一。王笛曾在茶馆中记录过散打评书艺术家李伯清的表演,后者绘声绘色地演绎那些拿着大哥大在农贸市场打电话,问家里人买什么菜的人,讽刺他们喜欢显摆。“现在我们用手机从菜市场联络家人,询问要买什么小菜,简直是太寻常了。”这说明,文化和日常生活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而茶馆成了见证者和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