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直径是多少？据中国先秦时期典籍记载，“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把这组数据换算成今天的数字，则是地球东西直径13379.52公里，南北直径12423.84公里。经现代科学家测量，地球东西直径约为12756.28公里、南北直径约为12713.52公里，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记载相差无几。
这是一个令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者惊讶的发现，而发现这个计算结果的，是一群俄罗斯汉学家。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于日前顺利结题，在这套六卷十二册的皇皇巨著中，有很多中国学者习焉不察的新发现、新思考，为中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
珍贵礼物
世界汉学最重要的作品
11月中旬，记者带着对俄罗斯汉学研究与《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好奇，来到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这是一座成立于2018年的研究院，是以儒释道研究为特色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开放性国际研修平台。据介绍，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将通过发扬兼容并包、集杂成纯、经邦济世、明体达用的“蜀学”传统，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与传承、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成为研究院的重要着力方向，而译介原典则无疑是其中基础且关键的一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进入了四川大学相关研究者的视线。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刘亚丁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的首席专家，据他介绍，《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是一套由几十位俄罗斯汉学家呕心沥血编纂的六卷本中国研究专著。“从中国的哲学、宗教、文学、语言、历史思想，到政治和法律文化、科技、军事思想、艺术，它所展示的学科全面性，使它成为了俄罗斯汉学和世界汉学绝无仅有的大作品。”刘亚丁表示。
2010年，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同年9月，《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副主编卢基扬诺夫一行8人应邀前来参加成立仪式，《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正是他们送给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的礼物。“当时我们就跟卢基扬诺夫说，我们一定要把这套书翻译成中文。”刘亚丁说。
事实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翻译工作，比研究院的成立还要早6年。那时，刘亚丁和四川大学其他俄罗斯相关研究者一道，就密切关注着《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写作出版。“从2010年初开始，我就和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俄罗斯文学专业的李志强教授分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俄语教学》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评介《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刘亚丁说。
全新角度
先秦时代古人算出地球半径？
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翻译成中文，当然不是中俄学者之间的玩笑。之所以如此关注这套书，刘亚丁表示，“是因为《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适应现代的问题给出了肯定答案。它通过把中国国学的核心问题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相比较，进而发掘出中国国学在人类文化层面的意义，一些新观点值得我国国学研究者关注。”
“俄罗斯汉学在整个世界汉学界中举足轻重，研究中国国情和研究中国精神文化并行，是俄罗斯汉学的基本特征。”刘亚丁说。
透过俄罗斯汉学家的眼光，《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展现出很多常常被中国学者忽视的新发现。
刘亚丁以《科学·技术·军事思想·卫生·教育卷》中的一个细节举例，作者在论及中国先秦的“象数学”时认为，象数学的深处隐藏着令人震惊的科学材料，在中国古代典籍《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山海经》中都援引了土地规划者禹的说法：“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作者将这些数字按照周代的里数换算并进行比较后发现，地球东西直径约为12756.28公里，上述古籍中为13379.52公里；地球南北直径约为12713.52公里，上述古籍中为12423.84公里，“这些数字，与地球穿过地心的东西直径、南北直径的公里数惊人地近似。”刘亚丁认为，类似这些早已被古人观察并记录的内容，同时也是值得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同样的惊喜还存在于该书的《神话·宗教卷》中。刘亚丁表示，在中国民间，长期存在对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的崇拜，而在《神话·宗教卷》中，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在“关羽”词条的撰写中，首先将中国民间的关羽传说，放置于国际民间文学的视角下，发现民间传说中的关羽“出生时有龙盘旋于屋顶或从龙血中诞生”，儿童时代就“有奇力并好打斗”，曾经“打死横行霸道的官吏”，“这其实与很多民族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是相似的，但以往我们看待关羽的故事时却没有进行这样的联想。这种梳理让我们看到了‘关羽’传说与国际上其他同类传说的联系。”
深耕翻译
用脚注指出原作“知识性”硬伤
把俄罗斯人写中国的著作翻译回中文，乍听起来似乎是一件轻松容易的工作。
但事实上，正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引述的中国典籍部分，成了整个翻译工作中的一大难点。“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还无法组成一个既精通俄语，又精通中国文化各领域的学术团队。因此学习有关知识就是翻译团队的首要任务。”刘亚丁说。
为了应对翻译时可能遇到的知识性问题，每一卷的编辑人员都会先系统性地学习相应领域的知识。“翻译《历史思想·政治与法律文化卷》要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唐律疏议》《大清律例》等熟悉研究，翻译《神话·宗教卷》则要了解《庄子》《淮南子》《道藏》《佛藏》等典籍。”刘亚丁告诉记者，在此基础上，翻译者在面对具体的词条内容时，可能还需要对单篇内容进行深入了解，“比如翻译《艺术卷》的词条‘图画见闻志’前，就要先研讨《图画见闻志》的中文本，并且最好与俄罗斯作者们使用同一版本中文资料。只有经过这种译前学习，才可能准确理解并写出顺畅无误的翻译文本。”
一边学习，一边翻译，当千万字的中文版《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译成时，翻译团队还达成了一项意外的成就。刘亚丁告诉记者，由于《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毕竟是俄罗斯人来写中国，其中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知识结构或者观念意识方面的偏差，“发现原作中知识性‘硬伤’后，翻译团队都会通过脚注的方式来加以指正。这样既对俄罗斯专家的客观立场表示尊重，同时也表达了我们自身的中国文化价值观。而中译本指出的这些知识性‘硬伤’，其实也为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进行修订提供了参照。”
据刘亚丁统计，《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翻译工作，前前后后共有多所高校和研究所的70余位相关学者参与。除了刘亚丁和李志强两位四川大学的教授分别负责《神话·宗教卷》和《科技·教育卷》的翻译工作外，北京师范大学夏忠宪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刘文飞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建华教授、南开大学王志耕教授也受邀加入该项目的翻译工作。
2018年，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研究院集合了川大文史哲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与他们切磋交流，对于《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翻译工作中信、达、雅的追求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文化影响
托尔斯泰原来还读过《老子》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专家们发现，在俄罗斯汉学家们能编写出《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这样一部巨著的背后，其实是俄罗斯学者、文人数百年来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和接受，中华文化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事实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刘亚丁告诉记者，早在1780年，俄罗斯汉学家А·列昂季耶夫翻译的《四书经·哲学家孔子的第一书》就由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出版。这是目前可考的俄罗斯最早出版的《四书》。在为《大学》所写的小序中，列昂季耶夫如此评价这部儒家经典：“学问和律法概念的来龙去脉在这里讲得一清二楚；题名为‘大学’：因为在书中提供了进入幸福之门的路径，它还包含这样的意味，倘若不完善地掌握书中所写的内容，不管是想当圣徒，还是想达致主宰大地，都无从谈起。”随后，《圣彼得堡学报》就此发表书评称：“欧洲人若是忽视中国人的学术，将是非常不公正的。”
这种对中国学术的重视，直接影响到后来蜚声世界的一大批俄罗斯作家，写下《安娜·卡列尼娜》的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晚年时曾写过一篇名为《老子的学说》的文章，提出“为了让人的生命不是苦，而是乐，人必须学会不为躯体而活着，而要为精神而活着。这就是老子的教诲。”而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借一位农民之口说出了“弗卡内奇……为了灵魂活着”。
“在小说里，男主人公列文听到这句话感到狂喜。原来因为找不到精神归宿而几乎自杀的列文，听闻此话当下即悟。”刘亚丁表示，在对这两段文字的俄文原文进行比较后发现，这两段话几乎完全一致。
类似的例子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还有很多。“中国的国学经典，俄罗斯一代代汉学家拿了去，俄罗斯的作家又通过自己的作品放大了它们的影响。”刘亚丁表示，《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无疑是全球化时代推进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又一部重要经典，“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已然成为我们的历史使命，俄罗斯汉学家和部分作家起到了桥梁作用。把他们的著作和作品翻译成中文，回馈国人，是颇具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