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距今约3500年时，金沙先民通过滨河祭祀的浮沉方式，把象牙、漆木器、石器等扔到滨河的湖沼，献给心中的神灵
●除没发现城墙外，金沙遗址的聚落结构和三星堆没有太多区别，应是分别位于岷江流域和沱江流域的两个都邑中心
22年前，成都金沙遗址的意外发现，成为21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考古成果。精致而充满浪漫色彩的太阳神鸟金箔，更是一举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符号。今年5月，300多万字的《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这套5册的“考古中国”甲编第001号专著，以丰富和翔实的材料，证实了成都金沙遗址拥有延续1000年的祭祀文化，为研究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关系以及古蜀文明发展范式和动力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该报告首次建立了祭祀区完整的年代框架和分期体系，距今约3500年时金沙遗址开始祭祀的认识，将史料记载的成都在公元前316年建城的历史一举提前了上千年。
何时开始祭祀？
距今约3500年就有滨河祭祀行为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在房地产开发中重见天日。金器、玉器、象牙、青铜器等大量出土文物以及此后勘察出接近5平方公里的遗址面积，证明这是继三星堆后，古蜀时期又一处都邑中心所在地。
金沙遗址的先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此繁衍生息的？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志清是《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的主笔。他表示，根据考古材料来看，金沙遗址在距今4000年左右就有人类在此活动。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房址、灰坑、墓葬、生活遗迹等，在成都摸底河南北一带呈点状分布。距今3500年左右，金沙先民开始祭祀活动，这个行为一直持续到距今2500年左右，延续时间长达千年。
金沙遗址祭祀区南北长125米、东西长90米，是一个西北—东南走向、大致呈长方形的土台，土台堆垒最深处达4米。考古发现，这处土台是人们长期有意识地利用古河道改道后形成的低洼地势斜坡堆积而成的。
2001年2月，成都西郊金沙村修建蜀风花园大街，在梅苑东北角开挖下水沟时，发现了大量玉石器、铜器和象牙。因文物具有浓厚的祭祀特质，学术界确认这是一处专门的大型祭祀区。
让人意外的是，这种祭祀活动，在距今35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一开始，他们（金沙先民）应该主要是把物品扔到滨河的湖沼。这种祭祀方式被称为‘浮沉’，出现的时间不晚于距今3500年。”周志清说，在这种滨河祭祀中，金沙先民把象牙、漆木器、石器等献给了他们心中的神灵。这些3500年前的黑漆髹底红彩装饰的漆器，是成都漆器发展脉络目前能追溯到的最早证据，显示出成都漆器深厚的历史底蕴。
从距今3300年到2900年左右，也就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这一阶段，是金沙遗址祭祀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考古人员发现这一阶段的祭祀除了“浮沉”外，还盛行瘗埋、燎祭的方式，祭祀物品包括石器、玉器、象牙、金器、铜器等。
到距今2800年左右至2500年左右，也就是大约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大量动物牙齿和兽骨以及陶片，是这段遗存最典型的堆积和组合形式，遗址中只发现了相对较少的玉器、石器、铜器、金器。这表明，伴随着衰落，虽然祭祀中心仍在使用，但祭祀物的体量已远不如从前。
到春秋晚期，这一阶段的遗存呈现出明显的衰败之象，已无祭祀遗迹，典型礼仪性遗物也几乎难以辨识。此时，古河道遗存中虽然仍可寻见一些礼仪性遗物，但全然不见礼仪性遗迹，而且古河道曾对祭祀区发生过大规模的侵蚀事件。再加上古河道内未见战国早期和汉代遗物，说明在春秋晚期时，金沙遗址祭祀区大概率已被完全废弃。
周志清说，金沙遗址祭祀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祭祀区未曾位移，显示祭祀中心的超稳定性特征，奠定了金沙遗址作为古蜀时期都邑性遗址的历史基点。在考古视野下，金沙遗址有着稳定的祭祀中心、宏大的建筑群、复杂的功能分区和社会结构等，具备中心都邑的诸多要素。
当距今约3500年时第一缕祭祀火光出现在金沙遗址时，这昭示着成都城市文明的诞生，“金沙遗址当是成都城市文明之根，成都建城的历史完全可以追溯至早商时期。”
承袭还是并行？
金沙和三星堆或是古蜀双中心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个主流观点：三星堆祭祀坑是三星堆文明走向衰落的标志。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拥有同样发达的祭祀传统和相近的礼仪性遗物，极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都邑中心迁移到了金沙。
三星堆祭祀坑的测年数据显示大致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如果金沙在距今约3500年的商代早期就已开始持续不断的祭祀行为，那它和三星堆还是承袭关系吗？“我个人认为，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代表了两个并行不同的区域中心。”周志清表示。
2001年至2019年，考古人员对金沙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他们发现，在面积近5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发现规模大、等级高的祭祀中心，还在遗址北面发现多处大型建筑，疑似宫殿区。此外，还发现3000多座墓葬、8000多个灰坑、200个陶窑以及100多个建筑遗迹，出土9000多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以及数百根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
“可以说，除了没有发现城墙外，金沙遗址的聚落结构和三星堆没有太多区别。它应该和三星堆一样，是分别位于岷江流域和沱江流域的两个都邑中心。”至于金沙遗址没有发现城墙，周志清认为，这可能代表着古蜀都邑形态不同的发展模式。
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晚期，包括浙江良渚古城、陕西石峁以及成都宝墩遗址，都有高耸的城墙，三星堆遗址也有这个做法。然而，在商代，当商王将国都迁到安阳殷墟后，却没有修筑城墙。“因为商王朝当时非常强大，其他方国诸侯没有实力与之抗衡，无须修建工程浩大的城墙来保护都城。在被认为极可能是夏都的河南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同样没有发现城墙。”
周志清说，目前的考古材料显示，在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金沙遗址已进入最发达的时期，是岷江流域的一个中心都邑，也是十二桥文化对外扩张最广泛的时期。“它的势力范围北到陕南的汉中盆地；东至渝东鄂西之际，即夔门巫山之间，东南可至乌江流域；西南至大渡河和青衣江流域。当周边的聚落已经可以拱卫金沙时，它和成都羊子山土台、十二桥遗址等一起构成一个更大体系的都邑格局，自然不需要修筑城墙保护自己。这种聚落结构，将极大地改变当前对古蜀文明发展模式与都邑形态单一认识的局面。”
此时的金沙和三星堆一样，依然是一个神权国家。不同于中原地区同时期以祖先、人鬼崇拜为祭祀对象，金沙祭祀区成为祭祀自然神祇的圣地。无论是翩翩欲飞的太阳神鸟金箔，还是祭天祀地的玉璧、玉琮，都是金沙先民自然崇拜的证据。
“金沙遗址祭祀区延续上千年，皆因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以及人类本身缺乏认识，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出于依赖或畏惧心理，产生了原始自发的宗教信仰。”周志清说，尤其是在全新世期间，全球进入灾变气候期。根据目前的科学材料，古蜀地区环境也不能例外，表现为多年性持续干旱并伴以突发性洪水的酷烈气候。“变化无常的环境和人类自身认识的限制，催生了古蜀人疯狂的自然崇拜，以及浮沉、瘗埋、烧祭、血祭等复杂的祭祀方式。‘拥有和神灵沟通能力’的巫觋，在当时的神权体系下，相当于统治阶层。”
神权为何衰落？
可能是天灾人祸导致改朝换代
神权体系下的三星堆和金沙，最终未能得到神灵的持续庇佑。
考古材料显示，三星堆遗址曾经因为鸭子河和马牧河洪水遭受严重破坏。金沙遗址考古同样表明，在春秋中期以来，古河道发生过向南的大规模侵蚀事件，导致洪水淹没过祭祀区。此前摸底河的改道，催生了祭祀区形成的自然条件，但此后的改道，也极可能成为导致其最终渐渐衰落的外部因素之一。
周志清表示，目前金沙遗址发现的人工挖掘沟渠多达上百条，可见其聚落内部有着复杂的排水系统。这些沟渠一方面起到了聚落分区的作用，但主要功能可能还是排泄洪水。
放眼成都平原，很多汉代地层以前的次生堆积中夹杂的陶片，冲刷痕迹明显，是洪水冲击后的状态。其中，在市区的十二桥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这里的商代建筑构件呈西北至东南向倒坍，一些大圆木构件也发生了明显的位移现象，推测与洪水袭击有关。
金沙最终在距今2500年左右走向衰落。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可能是神权体系中的祭祀行为对资源的大量消耗，掏空了社会，最终占主导地位的族群被另一个群体推翻。
历史的真相，遗留在考古人员发现的无数蛛丝马迹上。周志清说，在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里，发现了大批玉匠墓，有玉石条及陶器等随葬品。这批玉匠，可能就是为神权体系服务的群体，是当时的技术精英。然而，从春秋早期开始，尽管祭祀活动仍在进行，但以玉器、金器等贵重资源为主的礼仪性器物明显减少。此后，只有少量玉器和石器，直到最终消失，意味着以其为维持基础的神权体制的衰落。
“通过耗费巨大资源与能量维系的祭祀活动和礼仪性物品的生产，是神权社会赖以存在的机制。但是，当整个社会为维持神权体制而透支能量、耗竭资源，无法再从物质上维持神权象征地位与权力基础时，再加上大范围洪水事件的内忧外患，这个社会的解体就不可避免。祭祀区春秋晚期祭祀遗物锐减，正是金沙古蜀人资源过度消耗和神权体制衰落的物化反映。”周志清表示。
那么，取代他们的是哪个群体呢？答案或许就是金沙遗址发现的船棺葬的主人们。2000年，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的发现，曾经获评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船棺葬的主人，被认为极可能是古蜀时期开明王朝的家族墓地甚至就是蜀王的墓葬。周志清介绍，在此后金沙遗址的考古工作中，也曾发现了大量船棺葬，并且它们在商周之际就已出现在金沙遗址。彼时，这些墓葬中盛行随葬磨石。“他们可能与春秋时期的职业军人一致，是维系当时金沙神权社会的军事力量，但其尚不属于神权社会的统治阶层。”
然而，伴随着神权体系的衰落和以船棺葬为代表的新势力的崛起，古蜀政权最终改朝换代。
这种政权的更迭，在古代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周志清说，古蜀开明王朝取代杜宇，就是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的。“以船棺葬为代表的古蜀新兴统治阶层，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强调出身或身份的优先性，必然对旧有文化传统进行扬弃。为同旧传统切割或受以楚文化及阶层替代变化等影响，磨石随葬习俗也被抛弃。”
周志清说：“商业街大型船棺葬墓地的发现，彰显战国时期船棺葬群体已然成为古蜀国家的统治阶层，古蜀社会完成由神权社会向国家形态的转变。”最终，在经历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的打击下，兴盛千年之久的金沙古蜀中心退出了历史舞台。（本文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