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员在进行金属成分检测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本报记者李佳霖
近日，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建成的成都考古中心冶金考古实验室，从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出土的坩埚、铜币等文物开启实验室研究。宝川局遗址是科学发掘的清代官方铸钱遗址，遗址发现的乾隆通宝多保留铸币过程中留下的翻砂、浇筑钱树等痕迹，是研究清代铸币工艺流程的难得实物范例。
出土大量坩埚、钱币
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发现于成都市人民中路一段西侧，与人民中路一街之隔就是东华门遗址。该遗址是2021年在配合基建的勘探中发现的，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春节后开始发掘。
经过考古发掘，清代宝川局遗址揭露遗迹有窑炉30座、炉房6处、方池6座及排水沟3条，同时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坩埚、炼渣和钱币，钱文可辨以乾隆通宝为主，另有少量嘉庆通宝。
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出土窑炉平面呈狭长方形，为平地向下开凿而成，有早晚之分，早期窑炉较深，后期窑炉较浅。窑炉由火塘及炉室两部分构成，炉室为熔炼铜液所在，温度极高，周边有明显烧土痕迹。两座窑炉一般火塘相对，两两成组，周边砌砖围成炉房，部分炉房在后期因增修窑炉有所扩建。
窑炉内竖向装填多枚坩埚，坩埚呈炮弹状，口大底小，高30厘米至40厘米。遗址发现大量坩埚，部分坩埚填埋整齐，并有木板遮盖；部分坩埚用于排水沟，或铺设于沟壁，或直接口、底相接成一条排水沟。
炉房及窑炉主要位于遗址东西两头，中间地段由多道隔墙隔开，中间分布6个方池，方池内填土发现大量瓷器及部分浇筑后的钱币及钱树，可能用作蓄水。西侧炉房一线发现多条小路接入炉房，小路以西地面不见烧土及炼渣等痕迹，可能其西为办公区。
唐彬认为，该遗址东临人民中路，北距西御河沿街约100米，从清代光绪年间地图可见位于原清代贡院西北，结合发现窑炉、坩埚及大量铜钱表明此处应为清代宝川局铸钱遗址。从部分清洗钱币统计，乾隆通宝占绝大比例，另有少量嘉庆通宝。推测该区域遗址铸钱活动主要在乾隆年间及嘉庆前期，至嘉庆后期已废弃。遗址出土瓷器也多呈现清代中晚期特征。
唐彬介绍，宝川局为四川地区清代铸钱机构，文献记载宝川局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开铸，至乾隆年间（1736—1796年）共有铸炉40座，供地方养官、兵饷、修城之用。雍正十年初铸于成都府前狭地，后移至贡院西空地，乾隆年间曾在此两次大规模扩建，修建炉房、挫磨房、库房等建筑，并因铜矿不敷额用，间或停炉减卯。反复开炉及改扩建活动，造成遗址同一炉房内多个窑炉之间的早晚关系，甚至窑炉扩建至炉房外，并拆除围墙等现象。鸦片战争后，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宝川局正式裁撤，改由四川机器局铸造的银元及铜元流通市面，宝川局原址改作劝工局。
遗址出土的钱币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出土文物开启实验室研究
在成都考古中心冶金考古实验室，宝川局遗址出土的相关文物开启实验室研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杨颖东戴上手套，抱起一个从考古现场出土的坩埚，进行了容积测量，又对出土的钱币进行了成分检测。
“经过检测，这些钱币里没有锡的成分，主要是铜和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钱；而清代钱币如果含锡，就是通常所说的青钱。”杨颖东介绍，锌的冶炼比较复杂，其始于明代，清代用锌参与钱币铸造，所铸钱币从色泽、硬度、耐磨性方面都有明显提高，显示了古人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
“通过容量测定，我们可以推测，这种大坩埚最多可以容纳45公斤铜液，可以铸造1.2万余枚乾隆通宝；而一只普通坩埚，最多可以铸造4000余枚乾隆通宝，这是指理想状态下，而现实中，应该小于这个数目。”杨颖东说。
一个在考古现场出土的破损坩埚里面有一些没有成型的钱币。杨颖东介绍，这些就是废品，由于铜原料很宝贵，往往会将废品投入坩埚重新铸造。
杨颖东表示，通过对宝川局冶铸遗迹和遗物实验检测，发现了宝川局铸币铜锌比接近1∶1，同时含少量铅，所铸钱币为黄钱，锡元素没有参与铸造，所以并非青钱。这是该时段产品的特征。另外从铸铜原料、锌锭、大量坩埚、30座炉子、各种功能用房、生活设施等遗迹和遗物，反映钱币冶铸要素齐全，非常完整地体现了清代宝川局钱币铸造及管理全过程。宝川局遗址规模宏大、遗迹清楚、遗物丰富，体现了官方组织管理的特征。
唐彬表示，清代宝川局遗址分布面积大，窑炉及附属设施数量多，布局结构较为清晰，出土钱币丰富，为复原和研究清代宝川局的建置沿革、功能区划与布局、铸币工艺流程以及清代成都城的历史风貌，提供了十分珍贵的重要参考材料。宝川局钱币广泛流通于全川各地，遗址发现的乾隆通宝保留铸币过程中留下的诸多痕迹，是研究清代铸币工艺流程的难得实物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