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青铜立人像；▲8号坑发现的丝绸残留物，上有黄色涂层
4号坑出土的长宽约3.8×3.1毫米的丝绸残留物，是三星堆新一轮祭祀坑考古发掘最令人兴奋的新发现之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馆员郭建波曾表示，不仅在4号坑中有了考古上的新发现，还在此前的1、2号坑中的青铜器以及其他残件上发现了丝绸残留物，随后在3、4、6、7、8号坑中也发现了丝绸残留的痕迹。这映射出，三星堆时期，丝绸普遍存在的现象。
三星堆遗址的丝绸是如何发现的？都有哪些品种的丝绸？这些发现意味着什么？成都博物馆“云想衣裳——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特展”热展期间，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周旸，带来了一场题为《解密三星堆丝绸：发现及意义》的讲座，解锁深埋千年的三星堆丝绸密码。
一
丝绸属于蛋白质，在埋藏过程中极易降解，加之三星堆出土文物大多有烧灼痕迹，燃烧和高温对丝绸的保存非常不利，同时，丝绸残留物和坑内的灰烬、泥土、各种器物混杂在一起，给寻找丝绸带来巨大挑战。不难想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当年埋藏入坑的丝绸早已失去本来面貌，以肉眼难以辨识的残留物或者印痕状态存在。三星堆遗址中的丝绸正是呈现出这种极致状态——泥化、矿化和灰化。当年埋入地下的丝绸，要么化作尘泥碾作土，要么只是在金属器物的表面留下矿化印痕，要么就被焚烧成灰烬。
严格意义上来说，要寻找的丝绸已经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纺织品范畴，常规方法难以奏效。要于无形处寻丝踪，就要突破常规思路，研发新方法。此时，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就以其敏感、特异、便捷的技术优势进入视野。
此技术对寻找三星堆丝绸十分关键。利用该技术，在三星堆1至8号祭祀坑中均发现大量丝绸残留物或丝绸印痕，其中样本包括青铜人头像、兽面具、铜眼泡、青铜尊、青铜蛇等器物，以及坑内的灰烬和泥土。
此次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丝绸，有赖于科学认知方法和技术的巨大进步。随着多学科团队的协作，三星堆祭祀坑有机质残留物的研究已经从肉眼可见的器物层面延伸到肉眼不可见的分子层面，极大提升了考古现场信息提取水平。
二
商代的纺织品大多是附着在青铜器上得以保存，这是因为青铜器在埋藏过程中，不断释放铜离子，可以在周边土壤中营造抑菌微环境，有利于丝绸等有机材质文物的保存，逐渐成为青铜器表面的矿化印痕。
商代青铜器出土数量较多，其中部分青铜器上有这类矿化印痕，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表面附有织物的就有五十多件，其中四十件左右是丝绸，在有的铜器上包裹的织物达数层之多。但由于早期主要关注的是青铜器本身，而包裹在外的纺织品遮挡了青铜器的图案或铭文，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均被清除，以至留存的纺织品并不多。
考古发现的商代纺织品数量虽然有限，但一些丝绸已相当精美，在青铜器上附着的不仅有普通的平纹绢、重平组织的缣、提花的绮，而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四经绞罗，说明我国的丝绸织造工艺早在商代就已发展到一定高度。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表面也保留了大量矿化丝绸印痕，对其进行形貌观察可知，丝绸品种有绢、绮和编织物。
部分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上保留有平纹织物，经过测试材质为丝，平纹类织物中的丝织品可以通称为绢。绢的组织结构相同，由于密度、细度、捻度等其他结构参数的变化，以及加工工艺的不同，织物风格特点差异很大。其中，3号坑和8号坑中就发现两种不同风格的绢，其中前者较为稀疏，后者较为密实。
在2号坑出土的铜眼泡上发现了绮。绮即“织素为文”，是平纹地起经浮花的提花织物，以不同浮长的经线反射光线的能力不同，形成暗花图案，属于较高档的丝织品。
在2号坑出土青铜蛇的背部发现多层织物，其中最外层为斜编织物。编织是原始纺织品构成的方法之一，编织技术最初大概是从编结捕捉鱼和鸟兽的网罟发展到编制筐席，再由编制筐席发展到编织织物。随着时代发展，编织技术得以细分与提升，出现了斜编、绞编、环编、绕编等单一技法。
三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国都邑，其地的蚕桑丝织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对古蜀地区的丝绸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就会发现，三星堆祭祀坑里使用大量丝绸亦属合理。
我国古代有关蚕桑的传说大多与蜀地有关。许慎在《说文解字·目部》里讲：“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释文》和《玉篇》里说“蜀”是“桑中虫”，亦即蚕虫。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蜀王大多是关联生业、造福众生、谋求福祉的人神集合体，蚕丛教民养蚕，鱼凫教民捕鱼、杜宇教民农耕、开明带民治水。传说也许不是无稽之谈，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此地丝绸的发展与兴衰。
西周时，蜀已向周王朝进贡蚕桑制品；春秋战国时，四川的蚕桑业已达到一定规模，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铜壶上的采桑图，形象地反映出了当时蚕桑生产的繁忙景象。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前所未有的四部蜀锦织机模型，据此复原了世界上最早的提花织机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印证了蜀地织锦业的繁盛历史以及对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意义。
2006年，“蜀锦织造技艺”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蜀锦织造技艺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位列其中。
四
新发现会带来更多新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里会出现如此多的丝绸。坑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象牙、玉器、金器，原本都是存在于宗庙、神庙中的祭祀用器，出于某种原因被埋藏，埋藏过程中，丝绸或被焚烧，或包覆在青铜器表面，或被掩埋，究竟意味着什么？
早期的丝绸来之不易，不会是普通的织物，丝绸的一个重要用途是祭服。相关史料显示，不仅事神明的祭服必须用丝绸，而且必须用亲蚕亲缫所得之丝制成祭服，方能体现虔诚恭敬。
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青铜高台立人像，服饰繁纹满饰，纹样构图对称工整，应为在丝绸面料上刺绣或印绘所成。其中最外层礼服饰有四龙，龙纹两两相背，龙首上昂，龙爪紧握为拳，龙翅高展。龙首向上的卷龙即衮，饰有衮的礼服即王者之服衮衣。《说文》云：“衮，天子享先王。”《周礼·司服》也说，“王之吉服，享先王则衮冕”。立人像身着衮衣，具有王者身份，立于高台之上，手握神器，又具有巫者身份。这尊仿真人大小铸造的立像，应是描摹一位身着“衮衣绣裳”丝绸华服的领袖主持隆重祭典的场景。
与此类似的是，丝绸也作为祭祀时用的物品，如帛书或帛画，其用意应是把丝绸当做一种载体，把其上所书画的内容传达到另一世界。帛书也用于书写两国之间的盟书。中国有一句成语“化干戈为玉帛”，这里的玉和帛均是书写国书的材料，写后或埋入地下或是以火焚烧，表示可将盟誓要义上达于天。采用免疫学技术，在4号坑灰烬层中检测到非常强烈的丝素蛋白信号，说明此处曾经焚烧过大量丝绸，也表示丝绸在祭祀语境中的另一种功能。
三星堆这次新发现，在出土大量文物的同时，还对周围进行了详细勘探。将来若以此为基础，复原当时“神庙”或者“祭祀区”的神祇体系、贵族构成、供奉陈设、礼仪空间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丝绸的存在。丝绸的发现，一定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亦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在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考古发现均表明，关于丝绸，巴蜀和中原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据周旸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