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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群、史前城址、彩陶之巅 从这里遥望文明华彩

信息来源:四川日报    发布时间:2021-11-22    浏览次数:142


  石峁遗址出土文物“土陶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石峁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花叶纹双耳彩陶壶,马家窑遗址出土。甘肃省临洮县博物馆藏

  青铜人面辅首,1976年城固县原公镇苏村出土

  九曲黄河,涛声滚滚。这条波澜壮阔的河流,与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华夏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休戚与共,是探索文明,解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精神纽带。正如著名诗人余光中在《黄河一掬》中所写:“华夏子孙对黄河的感情,正如胎记一般地不可磨灭。”
  7月26日,“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 三星堆对话古遗址”四川日报全媒体报道组从四川成都出发,开启首站西北行。报道组从黄河上游黄土高原,到关中渭河平原,再到陕南秦巴峻岭,在这里对话陕西宝山遗址、石峁遗址,甘肃马家窑遗址,追溯遗址背后的文化密码。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边钰 吴梦琳 吴晓铃

宝山遗址
商时期遗存最丰富 “青铜宝库”迷人眼
  ○宝山遗址
    宝山遗址,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宝山镇,距今6000年到3000年,占地5万平方米,1990年被发现,经过连续15年的发掘,出土了宝山商时期遗存的大量石器、骨器、陶器和青铜器。1976年出土的23件青铜面具脸形有椭圆和圆形两种,目眶深凹,眼球外凸,中有圆扎,和三星堆出土的面具造型还是有所不同。
  7月下旬,报道组一行从成都出发,来到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
  1950年以来,城固境内发现700多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大多以集群式埋葬,分布在沿着湑水河两岸和汉江两岸的狭长区域内,只有少数是单件出土于河床中。这些数量丰富、制作精美的青铜器从哪里来,一度困扰着学界专家们。
  要解开这个谜团,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是一个关键人物。
  在赵从苍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位于城固县原公镇宝山村后面的小山坡上。沿着山路走过一座牌坊,眼前一片清凉,连片庄稼地里,农作物长势正好。蔓藤环绕中,一座刻有“宝山遗址”的黑底石碑映入眼帘。
  “答案就藏在这里。”指着石碑,赵丛苍回忆,1990年3月,彼时还是研究生的他,率领考古小组在宝山上开始布探方,随后成堆成堆的陶片被发现,宝山遗址从此便跃入大众视野。后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研究,赵丛苍得出结论——宝山遗址是一处距今6000年到3000年的遗存,其中以商时期遗存最为丰富,而闻名全国的城洋青铜器群正是宝山遗址商代族群所创造和留下的,其数量可观、造型丰富。
  而后,学界将其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宝山文化”。在随后的多次发掘中,这里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陶器和青铜器。其中,新石器时期“倒焰窑”的发现,更是把我国使用这项技术的历史向前推早了5000多年,展现了先民智慧。
  宝山遗存对于全面认识汉水上游青铜时代的文化内涵和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宝山遗址已经回填,但在城固县博物馆,可以一睹这里的青铜风采。
  走进城固县博物馆,鼎、罍、壶、盘、觚、爵、斝、矛、戈、刀、面具等青铜器精美亮眼。作为镇馆之宝之一,1976年出土于城固县宝山苏村的商青铜兽面纹方罍,大气精美。这件青铜器高51.2厘米,面宽15.3厘米,底面宽12.8厘米,侧宽11.8厘米,重21.25千克。赵丛苍介绍,这件青铜器制作精美,方唇,直颈,圆肩,弧腹,凹底,肩两侧施牛形首一对,背面腹下部有一羊首盖、颈四面各施一道扉棱,盖和握手皆饰倒置卷角饕餮纹,握手纹饰以细阴线纹表现,颈部以扉棱为界,饰一对相对的夔纹,组成饕餮面,肩部两面各饰一高浮雕,卷角为两部分,上部为涡纹间饰夔纹,两面各有五个涡纹。“从形制上看,其工艺并不逊色长江流域出土的青铜。”
  除了这件文物,1980年在城固县龙头镇龙头村出土的商青铜兽面圆尊也颇为精美。它体格大,通高23.8厘米,口径18厘米,腹径22.7厘米,腹深20.1厘米,圈足径13.5厘米,重3.211千克。在造型上,可以看见圆尊侈口束颈,鼓腹,圈足,颈部饰二道凸弦纹,肩膀饰一周夔纹,等距离施3个高浮雕的牛马首,腹部为3组饕餮纹,肩腹上下界饰一周珠纹,足饰一周夔纹。最妙的是足上部有3个椭圆形镂空,制作相当精细。
  在博物馆,还可欣赏到青铜面具。1976年10月,在城固县苏村小冢发现了23件青铜面具。其脸形有椭圆和圆形两种,目眶深凹,眼球外凸,中有圆扎。面具脸壳外凸内凹,五官位置与人的面部相近。有意思的是,其器形为两耳直立,悬鼻突起,透雕獠牙,有点外星人的感觉,“不过这里出土的面具,和三星堆出土的面具造型还是有所不同。”赵丛苍说。

石峁遗址
规模最大的石头王国 发现鸵鸟蛋壳和鳄鱼骨
  ○石峁遗址
    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高家堡镇石峁村,距今4300年至3800年,面积400余万平方米,是中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石筑城址。这里留下很多文明之谜,在一个古墓中,考古队员发现了20多片鸵鸟蛋壳和鳄鱼骨,还发现了水晶、海贝等稀有遗物。一条藏匿着史前文明交往传播的蛛丝马迹,透过它们隐隐浮现。
  离开城固青铜器群,报道组继续北上,前往陕西省榆林市高家堡镇。沟壑纵横,山路盘桓,榆林秃尾河北岸山峁上,这座盘延在山梁之上的古城赫然入眼。
  石头环山垒筑,一座宛如超大型平顶金字塔腾跃于山……震撼和难以置信,是我们见到石峁遗址的第一感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石筑城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介绍,石峁遗址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面积400余万平方米的城址。“其面积超过良渚遗址(300万平方米)和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它以‘皇城台’为核心,构建起内城和外城的三重城垣结构。”
  这座巍峨、神秘的古遗址上,留下不少文明的“彩蛋”,为史前文明蒙上一层奇异、缥缈的色彩。比如,外城东门址是中国史前城建史上规划最为复杂、设施最为齐备的实例,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瓮城和马面实例也诞生于此等。这里还留下很多文明之谜。一般来说,鸵鸟生活在非洲、西亚,鳄鱼生活在长江流域以南。但在石峁遗址的一个古墓中,考古队员发现了20多片鸵鸟蛋壳和鳄鱼骨。
  西北、鳄鱼、鸵鸟,这种奇妙的“混搭”,让人疑问顿生:地理和气候差异如此大的情况下,这些鸵鸟和鳄鱼是生长于本土,还是“跨区域”而来?它们作何而用?
  邵晶介绍,鳄鱼骨板是考古工作人员在清理方形地穴式房址和墓葬时,首次发现的。这块鳄鱼骨板呈方片状,约2厘米见方,背面略内凹,正面有许多点状小孔,内侧凸起一条脊楞,专家推测有可能是扬子鳄。“这种鳄鱼很有可能是从南方带来。”邵晶解释,鳄鱼适宜在温润的环境下生长,饲养气温一般不低于16摄氏度。“陕北现在冬天气温一般零下20多摄氏度,根据气候暖化理论倒推到石峁时期,气温只会更低,鳄鱼如何过冬?”另外,这些“冒出来”的鳄鱼有何用?文献记载,鳄鱼的皮可用来制作鼍鼓,这种战鼓被古人视为有通天之用,也是一种等级象征。据此,邵晶大胆推测,“这可能是高等级文物的一个配件,用来蒙鼓的皮革部分,由于时间久远已经消失,只留下了骨板。”
  鸵鸟蛋壳只在墓葬里面发现,这意味着鸵鸟蛋可能是当时墓葬的随葬品,“这也是高等级的东西,就和咱现在的奢侈品差不多。”
  石峁遗址还发现了水晶、海贝等稀有遗物。邵晶猜测,这些可能是来自远方的奢侈品,往来之间,一条藏匿着史前文明交往传播的蛛丝马迹,透过它们隐隐浮现。

马家窑遗址
彩陶艺术之巅 邂逅史前先民的艺术审美
  ○马家窑遗址
  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洮阳镇马家窑村,距今5300年至4700年,面积约2.19平方公里,发掘了大量上古时代代表华夏文化的彩陶器皿。马家窑文化因首次发现于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它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马家窑、半山、马厂3个类型。早期由河湟流域中心区向西、向南发展,曾南传至四川北部,对后来的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产生影响。
  9月,报道组一行启程踏上甘肃兰州以南的临洮县,沿洮河而行,在洮河岸边的马家窑村,探访距今5300年至4700年的马家窑遗址。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马家窑、半山、马厂3个类型。以发达的彩陶著称于世,在仰韶文化影响下,甘肃彩陶从马家窑文化开始,进入灿烂辉煌的鼎盛阶段,成就达到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早期由河湟流域中心区向西、向南发展,曾南传至四川北部,对后来的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产生影响。中晚期则往北、向西传播,曾发展至新疆东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郎树德对马家窑文化有着深入研究。在郎树德带领下,我们沿“马家窑遗址”石碑旁的小路行至半山腰,视野豁然开朗。
  指着南边方向,郎树德介绍,马家窑遗址东西600米至1200米,南北约1400米,面积约2.19平方公里。“近百年前,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巴马峪沟处发现了马家窑遗址,揭开了沉寂几千年的文化瑰宝灿烂一角。”
  研究发现,马家窑遗址出土的彩陶,除日常生活使用外,还大量用作随葬品。器型繁多、陶质坚固、器表光亮,彩绘线条流畅细致、纹饰繁缛精细,风格绚丽而典雅,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临洮县博物馆,可以看到大量从马家窑遗址发掘出的彩陶。漩涡纹彩陶双耳壶、弦纹彩陶双耳瓶、漩涡纹彩陶双耳罐……橙黄色陶体上,这些千年前的艺术纹饰放到现在来看,都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它们讲究对称,笔触细腻,造型大胆。
  “千年前,先民们将生活周围的动植物的形象,艺术化绘制于陶器上,留下文明密码。如今,通过这些图纹,不仅可以窥见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的认知和敬畏,也能感受到当时生产生活方式的气息。”郎树德介绍,比如,漩涡纹彩陶双耳罐,陶体上方,宽肥的黑彩条带和细窄的锯齿状条自由起伏,形成漩涡纹,弧线的旋转生出宛若河水奔腾的韵律。这种将柔和的弧线和醒目的圆点相结合构成二方连续的装饰带,是马家窑文化的典型构图方式。“彼时,以河流百川为描绘的主题,成为这一时期纹饰的突出特点。不少彩陶上都绘有浪花翻卷的纹饰,表达了人们对黄河母亲的热爱之情。”
  郎树德介绍,早期年代,马家窑彩陶多为橙黄陶,浓墨重彩,兼有少量白彩。大面积彩绘、通体彩绘及内壁彩绘较为盛行。到了中期年代,半山彩陶胎体轻薄,器型浑圆饱满,图案富丽堂皇。红彩与细密锯齿纹的大量使用,是半山彩陶的两大标志,也是将彩陶艺术推至巅峰阶段的重要元素。晚期年代,马厂彩陶又逐渐回归单色黑彩,但却流行红色陶衣。器类较前复杂多样,纹饰图案多有创新。
  如今,站在马家窑遗址回望,这些彩陶,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的斑斓大门,勾勒出远古辉煌的艺术浪漫情怀,并产生出连绵的影响。“河西走廊的马厂类型文化因素,被后来的四坝文化所继承。在甘肃整个青铜文化时期,彩陶始终绵延不绝,马家窑文化对后世仍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郎树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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